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葬禮過后，我媽還是回到了那所大學。校長給出的條件優厚得卑微，但我媽只提了一個要求。
她要學校牽頭，成立一個“反社會組織侵害研究”專項基金。所有資金，都將用于此類案件受害者的心理援助和法律支持。
我飄在會議室的窗外，看著她平靜地說出這些話。她沒提我的名字，但每一個字，都刻著我的名字。
陳燃沒有像我想象中那樣消沉下去。他遞交了申請，調往了全市任務最危險、出警最頻繁的特勤支隊。
他去找我媽，鄭重地告訴她這個決定。
“阿姨，她的那份，我替她守。”
從那以后，他每個月都會來看我媽，提著菜，陪著聊天，修水管換燈泡，活脫脫一個親兒子。我看著他們坐在沙發上，看著電視，偶爾說幾句話，竟有了一種詭異的和諧。
我的事跡，毫無意外地被改編、被報道，在社會上掀起了巨大的討論。曾經只是卷宗代號的“人皮地圖”和“舌骨密碼”，成了那個夏天，一個時代的記憶，像警世鐘一樣，敲打著每一個人。
我媽的課，重新開了起來，而且座無虛席。許多外校的學生，甚至上班族，都專程趕來旁聽，教室里擠得連過道都站滿了人。
她站在講臺上，腰板挺得筆直，眼神里有一種歷經風霜后的平靜和光芒。她講犯罪心理，講人性深淵，講那些冰冷的案例，聲音沉穩，邏輯清晰。
有一次課后，一個膽大的學生舉手提問。
“林教授，您您后悔當初誤解了自己的女兒嗎？”
整個教室瞬間安靜下來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媽身上。我看到她的身體幾不可察地僵了一下。
她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為她不會回答。
“我后悔的，不是誤解她。”
她緩緩開口，聲音沙啞。
“我后悔的是，在她最需要一個擁抱的時候，我給了她一巴掌。”
整個教室鴉雀無聲，只有壓抑的、細碎的抽泣聲。
那天晚上，我跟著她回到辦公室。
她打開臺燈，燈光下，我看到她的桌上，擺放著一個嶄新的相框。
那是一張被精心處理過的照片。
穿著消防員制服的爸爸，穿著警察制服的哥哥，還有穿著消防救援制服的我，三張單人照，被p在了一起。
我們三個人并排站著，英姿颯爽，像一張遲到了太久的全家福。
看著照片里我們三個人的笑容，我心中最后一點執念，也終于像青煙一樣，悄然散去了。